赵尚华（1943.8~），山西省原平市崞县南阳店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山西中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兼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外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医外治杂志》主编。1958年在范亭中学期间参加校医室勤工俭学，学习医护技术，1963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学习，1980年参加上海中医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中医外科师资进修班结业，有缘学习了全国外科各大名医之长。1983年参加山西中医学院筹备领导组工作。1984年以来兼职从事学会工作，1985年与著名中医专家朱仁康等倡议建立全国中医外科分会，并出任委员。这些年来屡次为省政府提出建议对促进山西中医学院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89年调山西中医学院工作。

1992年曾应马来西亚中医学院邀请赴马讲学3个月，1994年得以代表山西中医药学会与马来西亚柔佛州中医师公会结成友好学会，开展双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山西中医事业向世界发展。1998年受香港、泰国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邀请参加了在新加坡等地召开的“跨世纪医学新进展论坛暨世界名医颁奖大会”，发表了“中医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电脑诊疗程序研制报告”，获得广泛好评。

长期从事中医外科学的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特别对周围血管病、乳房病和部分肿瘤的中医治疗有独到经验。1994年主持的“中医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临床研究”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参与研制的“骨刺停贴膏”获山西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1999年研制成功“穴位灸疗仪”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近期研究课题“逍遥蒌贝散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经省科委组织专家鉴定，被评为国际先进水平。2004年其研究课题“逍遥蒌贝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其著述主要有《中医外科心得集》、《乳房病》、《中医外科外治法》、《中医外科方剂学》、《中医外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医外科皮肤病学》（科学出版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子琳》（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等40余种，其中6部荣获国家和省级优秀科技著作奖。《中医外科外治法》填补了中医外科长期以来缺乏外治专著的空白。他拟创的逍遥蒌贝散药方被全国数种高校教材《中医外科学》选为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主方。他拟创的阳和通脉汤、椒艾洗药等方剂被大型工具书《实用中医外科大辞典》、《当代中药外治临床大全》等反复使用，广为推崇。发表论文约50余篇。2004年经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学术委员会确定，正式成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

忠义传家  范亭受业

我六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长辈们艰难的生活经历中，我渐渐了解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

从革命先烈大无畏的英雄事迹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身居农村，我曾深刻地体会到广大农民缺衣少食，医药无着的苦衷。艰苦的环境让我学会了独立地观察和思考，不论是对自然还是社会。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农业非常着迷，少年时代锄地、打草、收割、起麦……也是必修之课。我看到一粒小小的种子，经过四季的轮回，就能化身百千；若遇风调雨顺，一亩三分地就能养活一家人。我曾设想自己的将来当一名农业学家，让地里的庄稼年年丰收，亲人们不再为生存而犯难。

我得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开明人家。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却懂得培养子女的重要性。我有幸能够在村中的完小打下最基本的文字知识，那时所授之课还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的旧文。虽然不太懂，却也打下了小学的基础。

我记得街门正对的墙内高高的嵌石上有“忠义”二字。现在已无法考证这两个字是谁刻上去的，但相传很久，“忠义”就是我们家的堂号。老人们的教诲也从小使我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剔除其中封建意义上的愚忠愚孝，忠义传家有其积极向上的意义。不畏权势、同情弱小，敢与和不良势力较量，是我骨子里带来的性格。家庭的变故和深入的学习，让我的这种性格，转化为立志学医，解决普通百姓病困的不竭动力。

我的父亲操劳一生，病患缠身，在我完小毕业时，终因医疗条件所限，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病故，孩子的长大，让这个农村的家庭承受了更大的苦难。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在家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她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卖掉了房子和街门供我读书。

1958年我到范亭中学去读书，一读就是六年。

位于巍巍天涯山下，滔滔滹沱河畔的范亭中学创建于1946年，是以著名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1893.11~1947.9)名字命名的。续范亭就是与原平县相临的崞县西社村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1935年，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并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续范亭的这种爱国热情，激励着每一位范亭学子的学习热情。

范亭中学的几位启蒙老师为我树立的人格典范让我终生受益。

他们对于我的期许让我进一步艰定了自己的求学步伐。而入学之初的偶然机遇，更让我早早接触了向往的医学事业。我就读范中的时代，正值1957年、1958年的教学改革，勤工俭学。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校医室医疗服务。这虽然只是一项课外活动，但对我来说却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就是在那时，我掌握了注射、包扎、清扫等一般技能，还在校医的指导下学习并参与了部分常见病的处治实践。

考上大学  专攻中医

在六十年代的农村，能够考上大学是十里八乡的大事。但是我做到了，那个时代的学子克服了国家最为难过的一段时期。1961年到1963年，是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多数学生都因饥饿、营养不良而浮肿。我考试那一天，我的一位老师把他的手表借给我用。我至今还记得，如果不是他借我手表我可以做题做得更从容，当时许是紧张，还把时间看错了。结果提前30分钟做完了考题。多年以后回想仅是逸事一桩，但当时老师对于学生最为朴素关爱令人难忘。

1963年的秋天，我带着滹沱河泥土的气息，从范亭中学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开始了艰难跋涉的医学生涯。

在北京的7年时间里，我系统地学完了中医学的各门课程，并深得刘渡舟、宋孝志、印会河、祝谌予、席与民、王绵之等老一辈医家的言传身教。

我认为医生的本领归根结底要从患者身上得到检验。为了锻炼自己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上学期间，我就主动到东直门医院操作技术最为繁难的外伤科病房跟师实习，把病房当作求知的第二课堂。把老中医、老教授行医的方法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运用于临床实践，由此打下了为人民服务的扎实功底。在此期间结识了外科名医施汉章教授。施老治学严谨，临床用药简洁，待病人严肃和蔼、一视同仁，疗效独特，但从不张扬。施老兢兢业业、默默献身的精神感染了我，看到痛苦呻吟的患者在正确救治之后又可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暗暗立下主攻外科的志向。

寒暑更叠，转眼7年，国家正处在“文革”时期，此时学业初成，根据国家的分配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为家乡人民治病健身。

1975年，我调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时，已初步掌握了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两法的诊断、治疗。之后在病房对周围血管病(脉管炎、静脉炎)和胆石症、尿石症开始了重点观察、临床研究。在此期间向刘治太、包光寿等老先生学习，他们严格的辨证施治，灵活的配伍用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子琳老先生有着严谨的治学作风，每治一病，仔细记录医案，用药平正轻淡，取效甚佳，随张老侍诊使我养成了每诊一病，均留病历的习惯。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张老之子俊卿同志共同整理的《张子琳医疗经验选辑》一书，受到广泛好评，45000册书很快销售一空。上海中医学院院长黄文东教授主编《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一书时，特邀我编写张子琳学术经验。

山西地处高原，在群山环抱之间，正像她地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一样，我省的中医学术源远流长，名贤辈出。要做学问，必须勤学好问，处处都有良师益友。在本所版本目录学家李茂如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我搜集齐备了上自先秦战国下至明清之际几乎所有现存的中医外科古籍文献，营造了深入研究挖掘的客观环境。贾得道所长对于如何把辩证唯物论应用于中医学术研究中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成功的经验，多次的促膝交谈，深入的学术交流，对我启发极大。我对疾病中的抗邪反应与病理改变的分析便是既用中医理论的“虚虚实实”之戒，也融入了辩证法的观点。山西大学数学系教授潘政先生对于模糊数学有着渊博的学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见到了他的一部书稿，发现模糊数学的很多原理与中医辨证施治的思路十分接近。于是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模糊数学的基本理论。如普通集合及其运算、隶属原则、择近原则、聚类分析、综合评判等等，并将这些数学原理应用到中医学的经验整理中，对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血栓性静脉炎、乳腺炎与山大的同道共同研制成功各自的电脑诊疗数学模型，进而制成中医治疗这三种病变的电脑诊疗决策选择系统，使中医在疾病诊断的客观化、定量化，治疗的规范化方面，找到了一条途径。

1983年，我的一篇论文发表之后，收到江西高安县祥符乡医院钟长庆医师的一封信，商榷有关五善七恶学说的一些问题。我如实地将我的看法，以及手头的资料寄给他。之后将近20年里，我们一直互通书信，交流学术，切磋看法，共同编写了《中医外科外治法》、《中医外科方剂学》等书籍，共同完成了多篇论文。他虽是一个没有学历的基层医师，但他的学识功底相当深厚，为人正派，虽然至今未曾谋面，却是心心相印的知己，给我的教益甚多。

我认为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忽视与同行、与其他专业师友的相互切磋与合作。正所谓“修道定当尊益友，成身谁不畏严师”。

外科耕耘路漫漫理法方药从头勘

经过多年的中医外科教学和临床实践，我越来越感到外科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中医外科总论尚难形成完整的体系。我在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于80年代初首次明确提出外科疾病的病因学说棗外因以火毒为主，内因以气滞血瘀偏多的观点。我认为外科疾病的基本病证有外痈、内痈和皮肤病三大类型，通过对这3个基本病证的12个基本症状的层层分析，演绎出了三者的病机特点。又通过对基本病证病机的综合从而归纳出了整个外科疾病的基本病机棗阴阳失调。这样，许多纷繁芜杂的现象开始由原来的飘浮不定变得有章可循了。外科疾患中的成千上百种症状表现和病理转归可以十分吻合地归属于阴阳的偏盛、偏衰、相损、相离、转化中去。理论得到充实的同时，实践得到了升华。这些内容1981年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年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外科学》引用。上述思辨过程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多年以后回顾这个过程，认识到这也是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结果。

在临证实践中，外科医生往往只重视局部辨证而忽略整体观在外科诊疗中的作用。事实上《太平圣惠方》中即已提到的五善七恶之辨，正是根据全身症状判断疮疡预后的重要手段之一。我认为“五善七恶”的善恶均是针对疮疡的病理过程相对而言的。所谓善候，亦非正常的生理状态，只是痈疽的发展中没有引起脏腑病变和全身症状；所谓恶候，大致反映两类情况，一是正气不足，阴液受伤，毒邪鸱张，内侵五脏，引起了一系列的全身症状；二是疮疡有严重并发症，如消渴病、胃肠道霉菌感染和严重的全身感染。因此，我在临床上十分重视有意识地把全身症状的五善七恶与疮疡局部症状的顺逆吉凶结合起来，以求准确全面地把握病机，辨证施治。

外科治疗的特点就是在整体观的指导下，重视外治法的应用。外治法对方剂选药、配伍、炮制及制备更有其具体要求。例如外用方药中往往有意选气味俱厚、药力峻猛之药入方，还有意选用“相反”、“相畏”的药物，取相反相成之功，以增强疗效。自宋元以来外科医家根据外科疾患的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将外科病变划分为三期：即初期(肿疡期)、中期(脓疡期)、后期(溃疡期)，逐步总结出内治三大法则棗消法、托法、补法。但外治法尚缺乏相应的理论归纳，我结合临床实践在1983年出版的《中医外科心得集》中即已总结出了外科外治的三大法则棗箍围消散法、透脓祛腐法、生肌收口法，简称为外治消、腐、收三法。1989年与钟长庆合作出版的《中医外科外治法》中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为中医外科外治五法十剂。该书不仅所选治法方药实用有效，而且理论阐述较为深入，突出了中医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更集中显示了中医外科外治法的特色。合理地遵循该书提出的辨证用药原则、内外合治原则、消腐收原则，就能使外治法发挥更好的疗效。正由于以上的学术见解，1988年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特聘请我编写了光明函大的《中医外科学》教材，在白永波、干祖望、施汉章等名家的指导下，进一步修改审定，使这些学术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1992年出版的《中医外科方剂学》是前述外科理法在方药上的体现和具体化。该书“总论”部分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外科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外科方剂的组成与变化，外科方剂的剂型，外科方剂的制备技术以及应用原则和方法等。“各论”分上下两编，用以法统方的方法选解了古今外科医方约360首。本书赋予这360首外科方剂以活的灵魂，使方剂学不再是简单分类下的积累而成为理法的体现者，它丰富了中医方剂学的内涵，是对传统中医方剂学编排理念的一次扬弃，使传统的中医方剂学在外科领域出现了质的飞跃。刘渡舟教授称赞曰：“本书在外治法选出箍围消散、透脓祛腐、生肌收口等有效方剂，在内治法中，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选出消、托、补三大要素，奠定了外科内治之正宗。外科方剂美不胜收，作者提纲挈领、分门别类加以阐述，实为近世外科方剂学划时代的巨著”。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对中医外科学的理法方药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医学的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中医学更是一门实践科学。要深刻领会祖国医学的精神实质，读书和临床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医强调“悟性”，而“悟性”的高低取决于二者功夫的深浅。所以不论在以教学为主的时候，还是以科研为主的时候，我还是有其它任务的时候，始终坚持临床看病，30年来从未间断。我刚到中医研究所工作时，不论门诊，还是病房，最初看得最多的病种便是脉管炎。起初是用古方去治病，进而求教于上级医师、求教于参考书籍，大约观察了100例病例后，逐步掌握了本病的基本规律，特别是1985年参加全国外科学会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后，广泛吸收各家的优点，集思广益，尔后由博返约，自拟阳和通脉汤、逐瘀通脉汤、解毒通脉汤、顾步复脉汤治疗本病不同发展阶段的4种证候。通过220例的临床总结，取得临床治愈率69.8%，有效率95.1%的国内领先水平。我们的科研鉴定消息经新华社播发后，全国的患者求治不绝。该成果亦在全国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交流会上多次交流。1993年，我参加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血管外科学》的编写；1994年又将本治法编入全国性协编教材《中医外科学》，使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

在实践中学习，还要重视学习民间验的验方验法。我国特别是我省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故乡的一位老先生善用风药治疗疮疡，取效迅速，甚至常用辛温发散之品，这一点对我颇有启发，而后试之临床，也屡用屡效。后来反复验证，终于成了疏风清解汤，主治上焦风热所致之疮疡如发际疮等，缠绵难消者尤宜。治疗乳腺增生的逍遥蒌贝散的拟创也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的例证。我初出校门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位和善的老领导在平常谈话时提及他有一张专治瘰疬的验方，乃某医为其子治病时所留，但他甚珍惜而秘藏，从不示人。数年之后，他慎重地示方给我，我一看原来是逍遥散合瓜蒌贝母散，药性平和，方药简明。我反怀疑它是否能治“淋巴结核”了。几年里反复治疗了数个儿童，往往奏效如桴鼓相应，使我深刻领会到中医将瘰疬辨证为气滞痰凝并非空言。疏肝理气、化痰散结，在这个证候中就解决了结核杆菌所致的疾病。联想到乳腺增生症，病位在厥阴肝经，病机为气滞痰凝，且多兼月经先期、烦躁易怒等热象，这难道不是逍遥蒌贝散的主治证吗?遂将此方用之于乳腺增生症，疗效卓著，于是收入我写的《中医外科心得集》中，1985年被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外科学》选为治疗乳腺增生症的主方。贵州有位学者做了逍遥蒌贝散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观察，有效率高达90%以上。此方成功之后我对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主要篇章均标以“病脉证并治”的字样更有体会，从而悟出临床首先认病辨证而后处方用药的原则。病证辨得准确，才能胸有定法，处方不乱，效如桴鼓相应。

对于疑难病证，如癌证的治疗，我广泛搜集古今医学典籍、杂志报纸的记载报道，并反复验证，发现夏少农教授益气养阴攻毒法是对多种肿瘤有效的治法，如甲状腺腺瘤、血管瘤等用之皆验；用补气健脾清热利湿法治宫颈癌有独特的效果，存活10年以上者屡见不鲜；用益气止血清热攻毒内外并治法对直肠癌治验者亦有数例。事实上，他人的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只有把别人的经验融入自己的辨证思路中，并且不断地与古人、与时贤的经验相互对比参研，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

回顾40余年来的医学生涯，我感触较深的是做学问要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首先要以广博为基础，这样视野方能开阔；进一步由博而返约，再作深入的研究探索，并有所创新，只有精神、精力专注于一点才容易有所突破。愿以清代学者张金吾“广以观万，约一守一”之语与大家共勉。